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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空）

 

       按照新理论，2.8小时后，两个月球合二为一。（t为时间，h为小时）

 

　　文_ 水无月

　　一直以来，地球在我们眼里都是个孤独的星球，陪伴它的只有一个不长毛的月球。虽然比一颗卫星都没有的冥王星和金星要强，但小邻居火星都有两颗卫星，更别提木星（60颗卫星）和土星（53颗卫星），难免让人沮丧。

　　然而，一篇2011年8月发表于《自然》期刊的文章为地球唤回了些许往日荣光：44亿年前，地球身边曾有两个月亮，一大一小。后来小月亮被大月亮吞并了，合二为一。

　　这篇文章的作者，美国加州大学天文学家艾瑞克·阿斯伏格和瑞士伯尔尼大学的碰撞建模者马丁·祖西，是在研究月球表面的不对称性时得出这一推断的。

　　月亮的双面性一直让天文学界充满疑惑：它面向地球的那一面平滑而辽阔，只有低缓起伏的山丘。而上世纪60年代时，空间探测器首次绕到背面，却发现它阴暗的一面坑坑洼洼，布满了高低不平的山峦和坑洞。

　　更有趣的是，它背面的表壳比正面的要厚50公里，而正面的表层相比起背面，蕴含的钾、磷和稀土元素混合物——通常被叫做KREEP(克里普矿物)——要丰富得多，似乎当月球的熔岩冷却时，全都被堆积到了正面。

　　主流的解释是，来自地球的重力潮汐造成了月球的两面不平衡。但阿斯伏格和祖西却有另一种想法：“月球坑坑洼洼背面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巨大的外来撞击物。但那不是坠落的变形金刚，而是很久之前曾存在的另一颗小月球。”

　　他们专门建造了一个模拟程序，用来复原当时的过程：

　　这一切都发生在44亿年前。当一个火星大小的原行星撞上地球时，四处喷射的宇宙碎屑聚集成了许多小卫星，包括大小月亮。大月亮成功地把其他卫星都逐出了自己的领地，只剩一个小的，大概只有大月亮的三十分之一体积，直径1000公里。它正好卡在大月亮和地球之间的拉格朗日平衡点。于是，两者共用一个运行轨道，彼此跟地球维持着60度的夹角，相安无事地漫步在太空中。

　　然而，地球的重力潮汐不断地将两个月亮往外推，渐渐地，当它们外移到如今月亮和地球距离的三分之一处时（用了起码几百万年），这个三角平衡被打破了，来自太阳的重力开始发挥作用。“小月亮无法再待在原来的位置上。由于处在同一个轨道，它被不由自主地推向了大月球，直直撞了进去。”

　　但这个奇观发生得非常缓慢。“如果你打算好好观赏的话，估计得准备很大一桶爆米花。因为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有好几个小时。”阿斯伏格说。

　　根据电脑程序的模拟图，小月亮并没有像一颗子弹一样射入大月亮，而是缓缓地冲击，其力量只够在月球表面形成只有自己五分之一直径大的坑。小月亮的其余部分，则被重力挤压成了薄薄的一大片，看起来就像扔在月亮脸上的一块大披萨。

　　“当撞击发生时，大月球本身正从热溶解状态慢慢冷却，薄薄的外壳下涌动着岩浆海洋。来自小月亮的冲击力和碎屑，将流动的岩浆挤压到了球体的另一面，从而形成了面对我们的那些低缓起伏的岩石层。”

　　面对这个大胆的新推论，许多天文学家很感兴趣，但也持有保留意见。美国休斯顿月球和行星研究所的天文学家保罗·斯普蒂斯认为：“这条理论无疑提供了许多值得讨论的点。但要证明一个假设是对的，需要进行非常仔细的论证，我暂时保留怀疑态度。”

　　最好的论证方法是，将月球背面的矿物进行信号侦查并收集分析。但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个的勘探项目。不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月球勘测轨道器（LRO）一直在围绕月球，也许可以收集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更好的消息是，今年9月，另一个名为GRAIL的月球探测器也将被送上太空。它由一前一后两个探测器组成，会不断变换彼此的距离，以精确地测量月球不同地区的重力变化。这将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分析月球的地质构成，再结合LRO发回的数据，便能对阿斯伏格和祖西的理论做一个论证了。

 

　　文 _ Michaela Schiessl  Christoph Schult  Thomas Schulz   编译_张小车

　　这位可以对某国金融健康情况进行评估的人，身着深色西装，戴着黑框眼镜。他头发花白，但脸上却依然光滑。谈吐中，铿锵有力的男中音掷地有声。

　　来自德国南部的莫里茨·克雷默，看上去给人一种轻松而友好的印象。但是，当批评者谈起克雷默的工作时，往往将他描述为“高度危险人物”、“纵火犯”或“破坏欧洲的刽子手”。而说起他的反对者更是不胜枚举，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法国总统萨科齐……

　　克雷默是标准普尔（简称“标普”）欧洲、中东与非洲主权评级部负责人。早前，他和同事们一起将希腊政府主权债券评级为“垃圾”。过去两年来，克雷默和他领导下的团队接二连三下调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而且每下调一次，欧洲债务危机的程度就再加深一层。

　　“这种情况真的很糟糕，但作为评估者，我们有义务把评估中的风险告诉投资者。”克雷默用异常平静的语调来回应质疑。他口中所说的“评估”，是对一个国家的信誉和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进行综合判断，推断对方无力偿还国家主权债务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为了准确评估，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需要综合分析海量的数据资源，并结合专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最终得出结论。在整个评级系统中，最高的级别是AAA级，这也是对一国主权信用等级的最好评价。

　　一般来说，克雷默的工作比较低调，不引人注目，只对债券交易商、央行行长和金融专业人士比较重要。但现在不比往常，整个货币市场在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克雷默和标普的同事，对某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全世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几周前，克雷默和同事们下调了美国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AA级降至AA+，这就像是在股票市场上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其造成的冲击波一直在全球各地回荡。股市的暴跌也让政客们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由前一次金融危机进入到下一次危机的分水岭。

　　显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只要评级机构大拇指向下，那么就势必引起一连串的市场反应。事实上，大多数投资者别无选择，他们只能依靠评级机构的评估。一旦评级机构下调主权信用等级，他们就会马上出售之前购买的主权债券。这也就在无形当中，给了这个看似袖珍的部门没有边际的权力。

　　更糟糕的是，这种对主权国家债务偿还能力的评估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标普一家，另外两家也同样举足轻重：穆迪和惠誉。这三家评级机构均是私人公司，总部都设在美国，其中穆迪和惠誉在纽约、伦敦都有办事处。它们组成了金融世界赫赫有名的“地狱三角”。

　　那么问题来了，将这么大的权力集中在以赢利为目的而丝毫不在乎稳定金融体系的私人公司手里，适当吗？抑或这是全球公共财政的需要，必须有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迫使各国政府勒紧裤腰带？

　　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引发的争论一直持续着。事实上，在欧洲，这样的争论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各派别的政治家们严厉谴责评级机构，认为他们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威胁，他们的评级就是给金融市场火上浇油。

　　这些批评者所持的普遍观点是，2008年之前，评级机构对美国抵押贷款的评估过于宽松，这直接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酵，在一轮股灾之后，金融危机如海啸一般袭来。现在，他们又认为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估尺度太过严格了，很多国家信用评级被下调很可能酿成更大程度上的金融灾难。

　　那么，这些评价对克雷默有什么影响吗？面对诸多批评声，他晚上依然可以安然入睡？当他看到希腊和西班牙的街头游行和暴力冲突，以及美国股市持续走低，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该负点什么责任呢？

　　“不。”克雷默说：“在这方面，你需要有张厚脸皮。事实上，国家没有必要投我们所好而削减预算，但是他们确实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债务。”

　　克雷默的办公室位于法兰克福主塔27楼，一眼望去，可以将陶努斯山脉尽收眼底。但是，克雷默却很少呆在那里。相反，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周游世界上。“我们每年至少派出一个小组到标普需要评级的国家进行考察。”克雷默解释说。

　　在评估的过程中，克雷默可以与政府首脑们展开对话，这是对该国主权信用等级评估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当然得仔细聆听他们说些什么，否则就太不讲道理了。”他补充说，与此同时，评级机构不会太过于依赖那些在访问期间获得的数据，以及政府首脑们的豪言壮语。“我们通过自己的分析来做出最后的决定。”克雷默说。

　　这不足为奇。毕竟，许多官方数字准确与否还是值得商榷的。以希腊为例，它的财政赤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虚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评级机构如何评估该国的信用情况？“假如信息流通不畅或者信息流通太慢，我们不会一下子贸然做出评级。”克雷默解释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标普放弃了对利比亚做出信用评级。而在对希腊进行评级的过程中，“在我们看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足够我们做出判断了”。

　　很显然，对希腊来说，克雷默和标普同事们掌握的信息都不是正面的：在短短500天内，标普将希腊的信用等级连续下调了7个等级。“希腊局势的恶化速度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想，也超过了刚开始初步显现时的迹象。”克雷默说：“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没有人会说我们下调评级的幅度有些夸大。”

　　尽管如此，克雷默还是承认，标普偶尔也会出现一点问题。比如最开始的时候，标普曾曲解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当分析师们决定将美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级降至AA+级时，美国财政部立刻发出警告，并称标普在计算美国国家债务时出现了2万亿美元的差错。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后，标普要求给自己几个小时的思考时间。然后，尽管美国信用评级依然被下调，但原因却与最初的有明显不同，主要原因被归咎于该国的政客和领导层，而不再是之前财务上的计算。

　　对此，美国财政部一直耿耿于怀。“他们显示了非常糟糕的判断，标普的决定是对美国的财政缺乏了解，他们的计算方法令人震惊地缺乏常识。”美国财政部长蒂姆西·盖特纳说。

 

       

　　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当然，对美国国家债务的计算误差，不是标普、穆迪、惠誉这“三巨头”的第一次计算失误。过去，他们犯过很多次类似的错误。他们犯错的评级对象不仅是某个国家，还有很多公司和债券。要知道，那才是他们的主营业务。

　　比如几年前倒闭的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三大评级机构竟然给它比较靠前的评级，而并没有向投资者发出警告；需要美国政府巨资援助才能勉强生存的AIG，竟然被评级机构评估为“安全”级别。鉴于此，美国参议院调查小组认为，评级机构应该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预测我们国家的前景，标普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地方，它的信用等级比美国还要差。”在标普下调美国的主权信用等级后，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道。

　　但尽管如此，这些错误并没有损害评级机构这种微型行业的增长。自从约翰·穆迪在1919年首次对铁路债券进行信用评级，这个行业就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世界越来越重视数字，而越是如此，评级机构的重要性也越是凸显，源源不断的投资者疯狂追踪标普的任何一次评级。

　　评级机构越来越在一个国家的前景、命运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是，人们对跨境资本的贪得无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政府债券几乎没有任何国际市场，美国债券大都由美国机构持有。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从国外获得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他们将大量资金投放在国际债券市场。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开始考虑将自己的资金投放在哪个国家会更安全，评级机构发挥作用的时刻随之到来。

　　“国际金融的变化创造了巨大需求，评级机构开始迅速增加，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曾担任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主权风险部门负责人的文森特·特鲁利亚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特鲁利亚就已经开始为大的银行提供风险分析工作。现在，特鲁利亚在曼哈顿掌管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特鲁利亚回忆，在穆迪工作时，他几乎可以见到任何人，包括“总统、政府首脑、央行负责人等等”。“但是大都是他们来找我们。”特鲁利亚说，很多达官贵人会成群结队来到穆迪的总部所在地—纽约来游说。

　　那么，评级机构的工作人员会不会考虑降级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到该国成千上万的人？特鲁利亚说自己“从未考虑过这点”。“你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情感上的倾向和顾虑，评级并不是判定一个国家是走向好还是走向坏，我们只是评估它的信誉。”

　　出人意料的是，评级机构的评估决定并不是由很庞大的专家小组来决定，做出决定的往往只是一小撮人。“当我离开时，我们的小组只有22到23个人。”特鲁利亚说，通常每个首席分析师手下都会有10到12个初级分析师和助手，这些人组成的小组负责分析10到12个国家的信用等级情况。

　　在穆迪，评级也并不完全单纯由部分国家分析者来决定，最终的评级决定或多或少都受由8至15名分析师组成的委员会的影响。他们唯一的基本规则是，大多数参与者都负责一个地区部分国家的评级，而他们负责的地区与将要评级的国家不能相同。最后，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由简单的大多数原则通过。

　　与此同时，穆迪对某个国家评级的分类标准也并不明确，他们做出的评级决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特鲁利亚介绍说：“当评级涉及一个新兴市场时，你必须密切关注它的账户余额、还本付息比率、国际资本储备、其银行的净流动资金状况和汇率政策等等诸多方面。但当评级的对象是工业化国家时，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你必须得关注其国内的数字变化，一般政府债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他们监管了全球，谁监管他们？

　　那么，评级机构最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评级委员会将在一起讨论几个小时，其间充斥着大量的尖叫和彼此之间充满激情的怒吼。”穆迪公司前信贷评级总经理杰罗姆·冯斯说，通常情况下，对评级机构来说，每做一个评级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很多收入，一般只有5万欧元到20万欧元之间。而且，这些收入一般都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支付。对于像美国、德国这样的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来说，它们不愿意支付任何费用。当然，它们对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也无能为力。

　　2007年之前，冯斯的职责是穆迪常务委员会主席，负责创立和经营评估方法。冯斯说，他所总结和创立的评级方法由“高级模型和技术变量”组成，定义的变量、比率和公式等等对整个评级过程来说是一个极其明确的方法，有严谨的科学支撑。

　　可是一直以来，欧美等国部分政府官员们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也许正是现如今评级机构所欠缺的东西：公信力和可确认性，至少在欧盟负责金融监管的委员米歇尔·巴尼耶看来是如此。“我们需要对评级机构有更透明和更严格的监管。”这位官僚主义者坐在官方豪华轿车后座，一边摆弄着两部iPhone手机，一边咆哮着说评级机构的种种不是。

　　欧盟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可与三大评级机构相媲美的评级组织。过去一年来，德国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一直游说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服务商，希望获得对该计划的支持。但是，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花销实在太过昂贵，至少需要3亿欧元。因此，该计划并未受到金融业和专家的认可。毕竟，一旦这样一个机构成立起来，它很可能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掌控的工具，成为他们在金融领域报喜不报忧的挡箭牌。

　　巴尼耶也想要一个新的、不受任何政治影响的机构。他说，就像进行身体检查一样，检查员本身同样很重要。换句话说，对现存的评级机构必须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这就是今年年初于巴黎成立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的职责所在。巴尼耶说，尽管如此，他认为这还不够，他还要在11月份提交一份设立更严格法规的法律提案。

　　长期以来，布鲁塞尔一直希望各大评级机构披露其评级的数据和方法，巴尼耶甚至考虑禁止对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进行评级。他说：“当一个国家正在被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测和救助的时候，降级对它来说是不公平的。”

　　关于评级机构权力的过于庞大，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温度计发烧了，那么任何测量结果都是错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评级机构存在的话，债券市场上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出售了。毕竟，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评价的债券市场，投资者根本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避开那些如瘟疫一般的投资对象。

　　更重要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似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制度制定者总是在促进评级机构与金融投资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政策制定者们就开始把评级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融为一体，作为其迫使大型金融机构减少高风险投资的制衡举措。

　　自那以后，世界各地的立法者纷纷将信用评级作为其金融市场监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随着评级机构重要性的稳步增长，它们评级的准确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很多人认为其评级结果与某金融机构或某国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那么，该如何打破评级机构垄断式的权力而又不破坏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可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各国在法律和规章制度层面上移除对评级机构的迷信。这可以使得投资者们寻求除评级机构之外的其他信息源，倾听对金融市场评价的另外一种声音。

　　出人意料的是，三大评级机构竟然是这种想法的忠实拥趸。莫里茨·克雷默说：“在规则和约定俗成层面上把评级机构和金融市场如此紧密交织，并非我们所愿。一直以来，是政治家们强加给我们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我们将之视为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我们评级机构实在不愿承受。”

 

　　●2011年8月5日，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决定降低美国的信贷评级后，美国广播公司在纽约时代广场报道该消息。此举就像是在股票市场上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其造成的冲击波一直在全球各地回荡。

　　●2008年10月22日，标普、穆迪等评级机构的负责人出席美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就金融危机举行的听证会。从左到右分别为：穆迪公司前信贷评级总经理杰罗姆·冯斯；标准普尔前执行董事弗兰克·拉特；信用评级公司Egan-Jones Ratings执行负责人肖恩·伊甘。很多人认为，评级机构评估不力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大原因。       

　　前段时间访学台湾，台北的学术界为已故教授周德伟先生的自传出版举办研讨会，活动命名为“儒家思想、自由主义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实践”。儒家、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这三项冠名都与传主有关。周德伟发蒙之初，其父即期待他“终身为儒生”，终其一生，周德伟都是以一个儒家士君子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自1933年留学英伦，他的老师便是20世纪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成为哈氏门下三位中国弟子的第一个。

　　当周德伟1937年从德国归来之后，担任当时湖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系主任，教学同时，即着力办一本专务弘扬古典自由主义的杂志《中国之路》，这是知识分子践履的初始。据周自己所言：该杂志“第一篇为《法治之路》，主旨在反对独裁政制……； 第二篇为《自由之路》，……力主自由企业发挥个人之创造力；第三篇为《节约与抗战》，……反对计划经济，谓政府之计划将阻滞个人之创发，并反凯恩斯之膨胀政策及政府支持之完全就业政策。”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篇，即使今天亦未必获得知识界的认同，更遑论当时。那是一种孤立的反潮流的知识分子勇气。

　　儒家、自由主义与知识分子，三者结合得如此之好，让人欣羡。然而，周德伟后来进入政府，一直做到关税署长，这是政府官僚而非知识分子了。尽管我充分理解周德伟的从政之志，这本是儒家“三不朽”中的“立功”，排序上它还在“立言”之前。但，不难看到，周本人至今声名未彰，是一个几乎被历史沉埋了的人物，这与他最后脱离学院进入政府有关。周德伟如果一直扎根学界，他身后也许未必萧条如此，而且他自身的学术业绩和思想也一定会比今天更大、更深入。

　　如果我不把周德伟始终当一个知识分子看，那么，毫无疑问，儒家与自由主义这两者的交融，在周的一生中，焕发出特殊的辉光。当我应邀为周的自传写序时，头脑中很自然地就跳出来这个题目“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根据我读传的感觉，周德伟教授受其浸染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精神，毋宁说是传统的儒家精神。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周德伟作为一个亦学亦政的人物，无论政学两途，推行的则都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而非儒家思想。

　　精神与思想，这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精神是意志形态的，正如思想是知识形态的。儒家的士君子，就是一种意志和人格。周德伟不但自传中不止一次推崇“士君子”这个词，我在他身上，特别是他当年对国民政府管制经济的反对，在那个左翼泛滥的时代，颇让人感受到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这就是儒家精神力量的作用。周自己说：“德伟明知其不可，含默不言有违君子立身行己之道。”儒家最得力也最精彩之处，就是成就一种精神人格，并践履在自己的生命言动中。

　　至于自由主义，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思想而非精神。哈耶克撰就的《自由的宪章》就展现了自由主义严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却无以亦不必作为一种精神而存在。自由主义的精义在于严复所谓的“群己之权界”。它不追求精神的高标，却看守着人与人不相犯的底线。比如，一个人关起门来可以做任何事，儒家看来不慎独，可是自由主义却宽容这些可能被儒家视为不道德的权利，因为他没有侵害他人。在自由主义那里，你既可以追求无限的精神，也可以在自我的世界中沉沦，并且两者都不能强制对方。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社会的多元。

　　然而我们知道，多元往往是可以藏污纳垢的。当自由主义可以容忍许多人性的缺点时，你说自由主义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殊不知，自由主义可以包容一切价值导向（只要不是反人类），然而它自己却没有特殊的精神向导。

　　儒家精神、自由主义思想，构成了周德伟生命传奇中的经纬，而且这两个维度的构合，亦极具现实意义。就20世纪而言，中国自由主义从思想到制度，几乎交了一张白卷，至少它的制度化过程，依然梗阻到今天。这正需要我们像当年周德伟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儒家士君子的精神，去追求、去担当、去奋争而不已。

　　2011年8月18日，中山装、大背头的卢俊卿出现在北京会议中心。这天，是“第七届世界杰出华商大会财富论坛”的开幕式。

　　在会场，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以下简称“华商会”） 主席卢俊卿，不厌其烦地与遇到的每一位企业家寒暄握手。他向企业家们大谈自己的经营之道，并举“中非希望工程”为例：做这个工程很有面子，给非洲捐过钱，挂个友好大使的头衔，别人就会觉得这个企业家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就在两天前，这个“中非希望工程”及华商会成为中国网络、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始作俑者为卢俊卿24岁的女儿卢星宇。

　　8月16日，“北京关闭关停30多所民工子弟学校”的消息，在新浪围脖上成为热点话题，此时，作为“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的卢星宇，无意中被网友发现。继而，网友深挖后发现：未来10年，“中非希望工程”要在非洲捐建1000所小学，耗资约为20亿元人民币。此事被网友斥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并开始调查起中非希望工程及华商会的操作情况。这被网民誉为“卢美美事件”，随着传统媒体的加入，质疑声更大。

　　开幕式当天，卢俊卿的心情，或许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当天下午，他和卢星宇抽空接受了上海一家媒体的采访，强调“在中非希望工程中只有贡献，是单纯的慈善”。

　　采访之际，华商会秘书催促卢家父女，要赶到钓鱼台国宾馆，那里还有一场接待活动。“好像要去见某国的总统夫人。”那家上海媒体记者回忆说。

　　根据事后媒体的报道，除了钓鱼台国宾馆这场接待活动，这天晚上，卢俊卿还得赶赴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参加“《华商之歌》大型文艺晚会”。晚会由央视主持人朱军主持，宋祖英、董文华等登台献艺。

　　微博网友“东方阳城”去年曾作为华商会的副理事长，参加了世界杰出华商大会，那是他第一次踏进人民大会堂，至今，他还在感慨：“大会堂内真是辉煌无比”。当然，有资格进入人民大会堂，聆听这些名歌手演唱“华商之歌”的商人，需要付出的金钱也不菲：

　　今年的邀请函显示，根据会员级别和出席身份的不同，需要缴纳8800元到88000元不等的费用，而收费最高的贵宾席，价格为48000元到88000元。

　　在这里，金钱和享受的服务成正比，贵宾席的一条特别优待，就是在大会开幕式前，能与有关领导人和其他贵宾小范围合影。

　　在南都周刊记者获得的一本华商会内部培训资料中，华商会称自己的核心优势之一便是“凝聚人脉”，有五大资源可以共享：可以沟通任何国家的前外交官资源、每年出席协会重要活动数十次的国家领导人、100位以上的市长顾问团、30位以上有关部委和行业协会领导顾问团、遍及全球的华商领袖。而其为高级会员提供的超值服务就包括：国家领导人接见、合影，钓鱼台国宴恳谈，免费参加众多高层次活动等。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都喜欢在办公室的桌上或墙上，摆上他和地方乃至中央领导人的合影。对于诸多中国企业家而言，和领导人的合影，是他们获得权力承认的一种荣誉和认证，更是其事业有强大政治背景的见证，有时还能起到护身符的作用。

　　因此，对于拥有政治资源的人来说，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便是，为那些想和领导们合影的各地企业家牵线搭桥。他们举办各种会议、论坛，通过相关渠道拉来各级领导出席，由此催生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合影经济”。

　　华商会做的，就是这门生意。而揭开人脉经济这个盖子的，正是华商会主席的女儿卢星宇。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与各国政要合影

 

       （上左到右）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老布什、印尼总统苏西洛

 

       （下左到右）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泰国前总理炳·廷素拉暖、肯尼迪总统齐贝吉

　　在成为焦点之前，卢星宇的微博多数是转发那些没营养的心灵鸡汤。作为24岁的女生，她也经常抒发下这个年纪的情怀，比如说，“我是一只深藏在海的怀抱中的美人鱼”，又或者，“女人的沉默是最深的伤痛”。

　　点缀其间的，是她与商政两界社会名流的各种合影。5月22日那天，她兴奋地在微博上预报，《新闻联播》将播出中非希望工程纳米比亚启动仪式，“吴邦国委员长和纳米比亚总统共同见证签约仪式”，这次，身着礼服的她就站在委员长的右手边。

　　当多数同龄人还是职场新人时，24岁的卢星宇已身兼“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数职，还曾作为“中国青年领导人”，在纳米比亚召开的“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上演讲。

　　她演讲的大意是：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中国消灭了文盲，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也达到99%；把中国希望工程的成功模式复制到非洲去，帮助非洲少年儿童实现人人有书读的梦想；要将“富二代”变为“仁二代”。

　　虽然是照着稿子读，她的演讲还是磕磕巴巴，不过，这并不妨碍2011年8月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花了大半个版，来报道这个“梦想女孩”。这篇报道还华丽地配了14张图片，多为卢星宇和各国政要的合影，其中有一张还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报道称其“一旦决定投身于此，天意随之而至，种种机缘相伴发生，有如天助”，不过，天助几何？半个月不到，这个“梦想女孩”遭遇了转折，她被网友称作了“卢美美”。

　　和在微博中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一样，卢也有个一个显赫的头衔，且和慈善挂上钩，她们手中都掌握着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财富。

　　不过，跟郭美美不同的是，郭和干爹王军的身份到现在依然扑朔迷离，而卢星宇身后，是她正牌的亲爹。

　　华商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员工告诉南都周刊记者：我认为网络没有必要围堵卢星宇，她懂什么？拍点漂亮的照片，发发微博和政要的合影，她未必知道华商会的运作方式，所有的脏活、累活，都不是她做。

 

        

 

        卢星宇在布隆迪为中非希望工程奠基。

　　卢俊卿，四川广元市苍溪县人。其父是抗美援朝老兵，生了包括卢俊卿在内的三子一女。 据其简历，1982年，卢俊卿考上了绵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广元旺苍县政府、广元市委办公室工作，其间中央党校进修两年。

　　1995年，33岁的卢俊卿辞去公职，在成都创办了四川三味文化有限公司。在简历上，他称自己为“中国会议产业和民间出版业的开拓者”。

　　一名自称三味文化的老员工爆料称，1995年，卢组织各种研讨会，吸引各行企业加入，收取会费。对此，卢俊卿表示，“三味文化”当年所有业务均为正当业务。

　　在成都，卢俊卿还遇到了一位贵人。他提出“会议经济”的概念，引起了时任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刘茂才的赏识。今年87岁的刘茂才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学术界和政界人脉广泛。8月23日，刘茂才向南都记者回忆说，卢俊卿去北京，自己曾4次陪其进京，由卢埋单，在高档酒店请人吃饭，为其引荐北京的高端人士。

　　除了“保持着中国会议产业和民间出版业领头羊地位”，初到北京的卢俊卿这时还钻研起了“美丽经济”，先后举办了一些选美大赛，还出版了《美丽脸蛋长大米》一书，被称为“中国美丽经济理论奠基作”。

　　卢对政商人脉的运作，有迹可寻始于2005年。香港公司注册处资料显示，当年6月10日，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有限公司成立，登记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中149号华源大厦602室，这与“中通汇公司秘书有限公司”的地址一致。后者专门从事香港以及海外离岸公司注册咨询，其网站首页的最新公告为：“特惠！香港空壳公司RMB5000全包！”

　　注册资料显示，华商会法定和已发行股本为1万港元。该公司的创始董事为文齐国和刘勇，次年2月，文齐国的5100股转让给了卢俊卿。

　　除了华商会主席一职，卢俊卿还是天九儒商投资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后者是华商会的授权管理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卢俊卿及其亲友在北京的公司体系，一为天九儒商系列，下设公关、咨询、商务俱乐部等7家企业；二为杰出华商体系，下设咨询、广告、会展等9家公司；三为天九伟业，目前下面有科技发展、文化传播两家公司。

　　除刘勇和文齐国外，多家公司的董事和股东名单上都出现了卢吕贵、李忠和的名字。华商会前员工透露，卢吕贵平常都自称吕贵，也是协会高管，他和李忠和都是华商会常务副会长，也是卢俊卿的亲兄弟，“一套人马，几块牌子，其实是个家族企业”。

　　对于改名换姓是为了掩人耳目的说法，卢俊卿予以否认：三兄弟名字本来就不一样，不是为成立协会而改的，其中一个是从母姓。

 

      

 

         

　　“合影经济”的中介

　　目前，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下属29个分支机构，包括各类基金会、出版社、杂志社等，除了卢星宇担任秘书长的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还有个由卢俊卿妻子李海宁担任主席的儒商夫人俱乐部。

　　 媒体人周筱赟得到的一份内部资料称，未来领袖俱乐部对会员有明显的资格界定：全球华商500强、华商领袖、杰出华裔子女接班人，入会须一次性缴纳会员活动费100万元人民币。

　　 不过，卢星宇本人对交钱的说法予以了否定：现在是针对华商会高端会员子女服务的俱乐部，免费申请，经过我审核就能加入。

　　 利用企业家们对权力的向往，华商会将中外政要转化成了它的隐性资源，也紧紧攥住了一些政商资源。内部资料显示，“副理事长单位”以上，第一负责人子女(20-35岁)可免费加入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以“凝聚人脉”，第一负责人的夫人可免费加入儒商夫人俱乐部，夫人们享受的服务则包括“国际礼仪培训、翡翠珠宝、皮草鉴赏等活动”。

　　一份时间标注为今年4月的《杰出华商理事会成员邀请函》表明，入理事会成员须缴纳的费用，从“理事单位”1年期4900元起，高至终身188万元的 “副会长单位”。

　　以较高级别的“理事长单位”权利为例，企业将获得荣誉、营销、公关、传播、咨询、权益保护等服务，营销服务包括，“符合条件的产品，可申请由领导作为礼物公开赠送给有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要及其他社会名流”。

　　另外，企业第一负责人可申请优先参加每月举办的“中华名人乒乓球联谊赛、棋牌联谊赛、高尔夫联谊赛、保龄球联谊赛”等高端联谊活动。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一名进入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的人士透露，他曾花几万元与“高端人士”打了一场乒乓球。

　　除了卖会员资格外，一名华商会前员工透露，财富领袖论坛、华商500强论坛、全球高科技500强等榜单评选，也都是公司营利的手段，只要企业愿意给钱就行，而华商会作出的承诺之一，便是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不过，也有参加“财富论坛”的嘉宾抱怨，说连续两年参加华商大会，共交了6万余元会费，收益甚微，并未如其宣传所说与国家领导人见面，拓展高端资源。

　　对此，卢俊卿回应称，如果有领导人出席，那是对企业家的鼓励，“这是一个自由谈恋爱的平台，你在这找不到对象，全怪我吗？”

　　一位曾在天九伟业工作的员工告诉记者，自己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打电话，向国内的大小老板们推销协会的会员，卖出之后从中提成2%到3%。

　　培训资料教导他们：先推荐做VIP，实在没钱或者没有自信的，再推荐副理事长和理事。

　　这份资料还创造了一个“俯视营销”的名词—要相信自己卖的是高端产品，每一通电话，都要有对方会理所当然购买你服务的成功心态，“要尽量争取让对方上协会网站看看，现在的网站很有冲击力和吸引力，会大大提高成单率”。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网站曾经显示，该协会总主席由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孙孚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何鲁丽、顾秀莲等则担任该协会名誉主席。此外，网站上还罗列了一百多个顾问和高管，包括数十位已经退休的中外政要，以及诸多知名学者。在华商会陷入质疑后，该网页目前已遭删除。

　　目前，除杨澜否认自己曾同意担任“中非希望工程”共同主席外，经济学家钟伟、巴曙松、厉以宁、贾康、魏杰也均表态否认为华商会顾问。对此，8月22日，卢俊卿在微博上贴出公告称，“对方承认后才会刊登在网站和协会简介上，我们没必要冒用别人的名义”，而对于媒体报道的“包装民间人士为联合国官员”一事，该公告称，“涉及联合国官员的身份问题，正在查证中”。

　　 另据《半月谈》记者与有关领导秘书核实，部分高级领导挂名该机构一事并非被盗用，而是确有其事。

　　对人脉经济把握得炉火纯青的华商会，还要求业务员掌握一个固定的“话术”，帮助他们利用企业家的心理，对其攻城陷地，其中一点是，务必要给对方寄华商会的简介，“只要看了协会简介，都会对协会充满敬意”—在周晓赟提供的一份华商会的印刷简介中，铺天盖地的都是卢俊卿、卢星宇和中外政商要人的合影。

　　对于善于利用人脉发财的卢氏家族来说，“中非希望工程”像是一笔失败的生意。

　　 “中非希望工程”是由青基会和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共同发起，前者负责向其会员劝募，后者负责接受捐赠。2010年年底，“中非希望工程”正式启动，目前认捐金额近4亿，但到账只有3000多万。

　　按照卢俊卿以天九儒商集团名义与青基会签署的捐赠协议，10年捐赠1亿元人民币，每年捐赠1000万元。卢俊卿辩解称，“员工动员企业家捐款，我们确实会有2%奖励，但这个钱是我自己兜里掏出来的，我自己贴钱拉善款”。

　　这位活跃在钓鱼台的人士还声称：为了让企业家多捐钱，我每次都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们；为了让非洲相关驻华大使、中国前驻非洲大使为我们工程出谋划策，我每次也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

　　与坦桑尼亚、纳米比亚、肯尼亚等国领导人合过影的卢星宇也表示委屈：我在非洲还要协调（各国）总统、总理、中国驻非洲各国大使的关系，都是我一个人做。

　　8月22日，卢俊卿在微博上贴出2011年1号、2号通告，称“慈善无罪，诽谤可耻”。不过，在其前员工看来，在该项工程中，卢俊卿得到的回报，会远远大于他的付出—华商会不仅继续攀附了“上层”的关系，也获得了招徕会员的新招牌。在华商会官网上，对该工程的说明是，“慈善开路，商务跟进”。

　　今年的中科院院士评选，在初选阶段，此前呼声极高的北大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就出局。饶毅回国前，在美国西北大学任讲座教授，系这些年海归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落选，在网上引起一片惊叹。随后，饶毅宣布，从此以后，不再参加院士的评选。

　　其实，饶毅的落选，在某些人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此前他曾放言批评中国的科研体制，说科研基金的取得，不是靠科研，而是靠走关系。其实，在当今之世，饶毅这样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无论说没说过得罪人的话，想要得到院士的殊荣，恐怕都没那么容易。得到院士，跟取得科研基金一样，要走关系，而且是更加复杂的关系。

　　虽然说，现在的中国，得到院士的头衔，跟争取到科研项目一样，都得经过专家的评审，先匿名，后实名，似乎不能说，某个人得罪了有关部门，他就别想评院士拿项目了。但是，里面的人都知道，这些机构的那只“看得见的手”，依然起作用，而且作用相当大。道理很简单，在当今的中国，无论大学也好，科研机构也罢，如果本质上都是衙门，则衙门里通行的是权力逻辑，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权力。在这样一个权力体系里，要得到好处，第一，不能得罪人，必要时，还得拍拍马屁。第二，要懂得如何运作。如果饶毅既得罪了人，而且他和他身后的北大，又没有很好“运作”的话，那么，饶毅的落选，几乎是无可怀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饶毅无论学术做得有多好，来头有多大，参选院士，恐怕都是“自取其辱”。

　　现在的学术体系，要想得到什么好处，无论是获奖，拿什么奖的学者头衔，取得国家自然科学和社科基金的科研项目，单位评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等等名堂，都得“运作”。两院院士是中国学术界金字塔的塔顶的桂冠，个人得到了，祖坟冒青烟，单位有人得到了，单位蓬荜生辉。一所大学，对外宣传，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说自己有多少个院士。这样的桂冠，凡是有实力的单位，都会力争的。跑关系不劳评选者个人，单位会出面，甚至组成专门的班子跑。主持的机构当然得打点，工作做到家。有可能做评委的人，肯定挨个跑到，个个拜到。这样的运作，具体有什么内容，大家都懂的。

　　就这样，学界变成了一个关系界。饶毅的落选，只是把这个关系界的面目暴露得比较清楚了而已，这里，认人，认关系，认……就是不大认学术。跟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场一样，学界的逻辑，也是权力，权力的运作，权力技术的操作。而所谓的学术，只是评审时的点缀。一个大学，评职称时如此，一个科学院，评院士的时候，恐怕也是如此。

　　中国的院士，自打民国时的中央研究院开始，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看学术，所以，民国时的中研院院士，个个都是学术大佬，无论怀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偏见，都不好说人家没学问。后来的学部委员，政治因素掺了进来，好些学部委员，其实只是政治家。现在，则变成了关系，一种衙门气、铜臭气混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已经主导，也是正在主导着院士的评选。院士的评选，对某些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力的角斗场，为着自己的利益，去争夺这个本来属于学术的桂冠，借以获取更大更多的好处。

　　中国的学界，学术活动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但却一直没有形成良性的同行评议制度，而是放任行政力量操纵和主导。不仅不尊重自己同行中有价值的意见，连国外学界的意见，也不尊重，以至于把学术变成行政力量的婢女，权力花坛上的点缀。科学无国界，学术无国界。凡是叫个学术的东西，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迟早都得和国际学界较量。据说，中国的科学界，已经有三个人评不上本国的院士，却成为美国的外籍院士了。这种事，估计怎么说，也不是中国科学界的荣耀，不意味着，我们的院士比人家的强。

　　新近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给广大民众提供了高房价、高离婚率下的热议话题，也使法律专家对这一“用法律手段解决道德问题”的司法能动举措争执不休。从去年公开征求意见到近日公布实施，该解释所面临的主要批评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价值；二是女权主义。

　　第一个方面的批评理由认为此解释吹响了“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将资本逻辑进一步贯穿到家庭内最重要的房产，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同居共财”家庭财产制。

　　在一个对当下不满的社会，人们常会将视线投向域外或者过去。这几乎构成中国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主要理路。不过，在此问题上，我总怀疑基于传统的理由只是对渐行渐远往日时光的浪漫想象。

　　《礼记·昏义》中有中国婚姻最古老最典型的定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由此可见，婚姻目的只在于宗族延续和祖先祭祀。这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并非个人或社会的。在这种婚姻模式下，家产属于家庭而不属于个人，个人（尤其是女性）意志常因家庭之名而湮没。

　　但此模式在现时代遇到严峻挑战。首先是社会结构变迁方面，例如1950年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之所以宣示婚姻自由，其实与多年战争导致的地域、身份方面的剧烈流动性直接相关。今天城镇化历程、陌生人社会等特点同样也使得从前的同居共财模式难以维继。

　　其次，随着教育普及，女性普遍外出就业，使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婚姻模式下，甚至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婚即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也相当困难。父辈一代离婚率低，并不在于法律上障碍，而在于社会条件约束。而当下的高离婚率，恰恰是世易时移而非法律发展的结果，由此引发的种种纠纷，实际上也成为司法机关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

　　再次，在婚姻意识形态方面，强调爱情的“爱侣型婚姻”成为婚姻理想并得到法律认可，例如婚姻法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标准。这使得婚姻着重点转向个体的生命感觉（例如性、爱情等）。而当这些感觉难以满足时，至少那些不指望通过婚姻来获取安全的精英女性更倾向选择独身。

　　因此，批评此解释将家庭资本主义化的观点也许应首先回应，在社会越来越资本主义化，平等趋势势不可挡，个体越来越重视生命感觉的情况下，婚姻家庭是否可能依旧建立于“同居共财”之上？

　　第二个方面的批评理由主要是认为此解释对女性不利，尤其对全职太太、农村女性等议价能力较弱的女性不利。的确，在现代领域，男人多从事技术性的、管理性的工作，女人多从事非技术性的、服从性的工作，这样的性别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在城市化过程、教育就业等各方面也都存在着种种男女不平等状况。因此，这方面的批评其实体现了男女不平等背景下人们对女性处境的忧虑。

　　不过，仔细考察此解释中争议最大的房产条文，实际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此前默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当下默认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这一规定并未排除一方父母为夫妻双方购买房产的选择权，也未排除此房产经夫妻协商而改为共同财产的选择权。同时，此条款不仅可能使男方获益，也可使女方获益。尤其，考虑到独生子女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女方在婚后得到父母财产的机会并不比男方少。

　　同时，由于房产占财产比重越来越大以及高房价的现状，很多年轻人的婚房实际上透支了双方父母的养老金，而在高离婚率的不确定因素下（资料显示女性提出离婚更多），假如离婚即可分走一半包含对方父母积蓄的房产，那似乎显失公平。实际上，此解释虽然对房子等迫切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并未改变照顾女性的婚姻法基本原则。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走马上任、副总统拜登中国行频频露脸……近日，中美之间交流频繁，有关中美关系的话题也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舆论的焦点。刚刚结束对中国长达一周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发出了这样的感想

　　—张炜长达四百多万字的《你在高原》获茅盾文学奖，对此《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上表示

　　—英国警方野蛮处理骚乱的手法让该国“人权教师”的地位荡然无存，其他各国领袖纷纷趁机对英国大加鞭挞。《卫报》如此形容这种情况的出现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日前向在德国世界杯上夺冠的日本女足成员颁奖时称，这支球队的队长泽穗希应该成为日本的下任首相

　　—“股神”巴菲特呼吁国会别再宠坏包括他在内的超级有钱人，应该对巨富增税

　　—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查尔斯·科尔在《死亡课》一书中认为，一个社会的死亡体系对活人造成影响最明显的因素是人们对死亡的处理方式

　　—美元贬值引来美国一片不满之声，参加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德州州长佩里矛头直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以印钞票来玩政治的奸诈行为等同于叛国

　　—在伦敦骚乱中，暴民几乎抢遍了所有商店，包括食物、衣服、电子产品等，唯独对书店视而不见。对此，《经济学人》杂志评论道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华前淡化南海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11年第33《南都周刊》封面：探访魔法世界，2011.8.29日出版，珠三角8.26日提前上摊，ipad版同步更新。

　　探访魔法世界

　　现在，让我们出发，跟着哈迷的脚步，去追寻《哈利·波特》的魔法王国，并由此出发，进入《哈利·波特》构筑的现实世界。   封面卡通插图－农健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这是1970年代，人们常挂在口头的一句顺口溜。

　　到了1980年代，这句顺口溜，已被“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所覆盖。

　　就在1980的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封著名的“9·25”公开信，被视为中国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

　　一晃30年，当年呱呱落地的孩子正为人父母，而作为国策，计划生育仍然坚定不移在中国被执行着。

　　在30年政策演变轨迹之下，放开生二胎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最新的消息来自广东，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7月10日透露，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消息一放出，即被热议。

　　事实上，在老龄化、少子化压力下，中产阶层早已开始寻求路径生二胎，并成为一种与时代相呼应的的社会现象。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生二胎从传宗接代观念升级到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与过去十年相比，生二胎亦从特权、富裕阶层用权力、金钱获取生育指标以及到国外生育逃避处罚，转换成普通白领阶层对政策变化临界点的察觉，对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这个现象背后，有着复杂幽微的社会情绪：是人性的自然选择，是对身体的自我主宰，更是在茫茫人海，寻找兄弟姐妹，寻求温暖的亲人依靠。